关系契约以诚实信用原则而非自由原则为基础，最典型的关系契约是婚姻契约。
如果数据来源出现问题，那以此得出的结论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如高瑞丽与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十大队公安交通处罚案的一审行政判决书中，电子眼所搜集相关信息成为后续行政处罚的依据，在行政诉讼法中是一种证据材料⑩。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算法形成的黑箱进一步扩展而成为网络化。该案原告认为，被告所采用的电子眼均没有依法向计量法规定的政府计量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安装检定和强制性年度检验，该电子眼的信息作为处罚依据是不合法的。再如，某个内部系统指令设计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即使最好的程序设计者，都会存在不足。3.系统瑕疵：此时，更接近于一种事实行为，也会引起后期的赔偿问题。
总结前文所讨论的数个自动化罚款缴纳案例发现：一般来说，对于自动化行政指令而言，更适合被用在能够采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之中。2020年公安部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③第22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应予以消除：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而里斯本判决中的宪法特质教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回应欧洲一体的德国宪法裁判中也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下文会相应交代这一部分内容。
出于同样对成员国家宪法秩序和根本安排的尊重，欧盟法上蕴含对成员国国家特质保护的内容还应包括《欧洲联盟条约》第3条第3款和《欧洲人权公约》的第22条。宪法现实主义立场之上，以宪法特质教义为线索，在历史-制度视角中可揭示欧盟层面立法及裁判权威、成员国宪法秩序及其宪法裁判之间的紧张结构，而这一结构指向的则是欧洲一体化现实带来的关于共同体本质的追问。对于未来欧盟权能借由统一欧盟宪法得到扩张这一可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用宪法极限（Constitutional Saturation）来形容，并进一步判断如果允许欧盟宪法的权威扩张到德国《基本法》，无异于承认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主权之上还有一个超国家的权威。其中，英国上院在Factortame案中认为英国议会立法配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会对议会主权有限制。
不仅如此，根据前述两案建立起来的欧洲法实施机制依然较为薄弱，也需要欧洲法院进一步将直接效力原则扩张。在一份回应欧洲集体身份的文章中，罗森福尔德（Rosenfeld）相信未来欧洲宪法的成败，关键在于欧洲是否可以造就一个管用的宪法特质。
该法院还有审议理事会和委员会等机构制定的法规是否合法等权力。我国学人较早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一份研究，见郇庆治、胡瑾：《联邦主义与功能主义之争：欧洲早期政治一体化理论》，载 《欧洲》，1999年第6期，第4-12页。一年后，在Costa v. E.N.E.L.一案中，欧洲法院进而证立了共同体法律优先效力原则。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诉诸了经典的制宪权理论。
作为本部分必要的交代，时至今日，在欧盟公法框架下准确理解成员国之间法律关系的关键是授权原则，也在里斯本判决中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援引并审查。基于拥有由各国限制主权或向共同体转移权力而来的真实权力，成员国限制了自己的主权。出于本文的论证目的，授权原则以及辅助性原则仅仅作为背景信息提供。仅仅关注宪法规范无法充分理解欧盟宪法，后者的规范性与欧盟的宪政进程以及宪法文化紧密相关。
然而理事会下属的农业委员会直到5月才向欧洲议会出具书面报告，导致欧洲议会在当月拒绝并退回了有关报告。现有研究对里斯本判决的侧重点是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影响和通过这一判决评价《里斯本条约》本身，没有涉及判决所载的宪法特质教义本身可以成为理解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线索，也没有引发对产生这一教义的现实权力机制的讨论。
后受到欧洲委员会通过声明反击。就此二者之间的理论意义及其与政治现实关联，可另文讨论。
凭借对国内宪法秩序的守护，成员国宪法裁判得以审查欧盟法律，并实际限制欧盟法在成员国层面的优越地位。本文的写作安排将以里斯本判决为线索，首先，回溯里斯本判决本身及其规范与现实影响。欧洲法院想要继续发挥作用，需要依赖成员国法院向卢森堡的欧洲法院寻求初判意见的程序，这也是前述两案欧洲法院作出裁判的程序基础。虽然目前这一领域内成员国宪法裁判与欧盟立法本身没有特别激烈的裁判对话，但伴随着欧盟近年部分放弃数据权利至上立场转而开始强调数字主权、刺激数字经济，未来可能在个案里出现成员国宪法秩序的基本权利保护基准和欧盟层面新兴数据立法在隐私保护、数据流通标准上的冲突。本书中有专章回溯与分析德国宪法解释学对欧洲整合趋势的回应，并认为德国宪法释义学以及宪法裁判以捍卫宪法同一性为己任。在中文研究中可以采纳宪法特质的译法，尤其是通过宪法表达（Constitutional Expressions）而非规范分析的路径考察一国宪法自身定义性的特征。
为全面展现欧盟和成员国之间复杂而相对广泛的互动，即使本文内容部分涉及德国宪法判决，本文也在保持论域一致的意义上采取宪法特质这一译法。85. Decision 70-39 DC of 19 June 1970; Decision 76-71 DC of 30 December 1976; Decision 85-188 DC of 22 May 1985.而在同样的时间线上，法国宪法委员会对国家立法作出了192次违宪判决。
不仅如此，判决还确认了当共同体法与成员国国内法冲突时，成员国法院应当优先适用共同体法，哪怕前者晚于后者颁布。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对其国民及其自身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实体。
10. [德]迪特·格林：《德国宪法60周年》，喻文光译，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0》，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245页。52. 也就是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前身，共同体议会自1962年改名为欧洲议会。
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时，欧洲法院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本案的起因是一家私营公司起诉荷兰税收当局违反《罗马条约》第12条关于禁止成员国增设进出口税的规定。这一高级机构本身，与同时成立的六国共同议会以及条约开辟的共同体独立税源，使得煤钢共同体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在欧盟公法与国别法之外，这一概念还包含着怎样的理论潜力，我将在未来继续用新的研究加以探明。
1980年，欧洲法院做出判决，否定了理事会通过的相关立法，并判定：基于欧共体的条约规定而向欧洲议会咨询的程序本身，就是为共同体的法律手段提供合法性。换言之，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在此意味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受到《基本法》的限制。
12. 迄今为止最典型也最全面的同主题研究，见Gary Jeffery Jacobsohn, Constitutional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Micheal Rosenfeld, The Ident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Subject, Taylor and Francis, 2009.相较于前述两个将宪法本身作为分析对象的文献脉络，Rosenfeld关于Constitutional identity的研究更多关注什么群体或者政治组织构成了宪法上的主体，更多体现了概念回溯时无法避免的早期研究意识，而非研究宪法同一性或者宪法特质的核心文献。（二） 共同体法院（欧洲法院）与共同体法的宪法化：机制与过程 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的建立与发展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几乎同步。
政治思想层面的原因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当时意大利政府甚至不认为这一争议可以成为一个由私主体提起的诉讼事由，因为依据国内法完全可以裁判。
不仅如此，对共同体公法体系下基本权利保护实际上是欧洲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共同参与的连锁结构（Interlock）。1953年通过的《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条约草案》曾意欲在联邦主义的基础上，将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一起构成单一法律实体， 而后一年又被政府间主义的新草案推翻，强调欧洲是主权国家的共同体，也放弃了把共同体立法权赋予一个欧洲议会。1952年，根据《巴黎条约》，作为组成欧洲煤铁共同体的正式机构，欧洲法院成立。45. 这一认知也与当时国际共运政治领袖的想法存在暗合。
这也是十余年后在里斯本判决中，我们不难看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诉诸传统而经典的制宪权理论，从而论证《里斯本条约》之后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德国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甚至在没有违宪审查的荷兰，也出现了对荷兰宪法特质比其他成员国更为温和（Modest）的讨论。
欧洲法院在此的理由是：成员国对《罗马条约》第13条第2款关于逐步消除进口关税的内容以及相关指令有实际义务，从而不仅指令在成员国之间具有直接效力，成员国法院也必须保护公民个人据此主张的权利。相较之下，有着超国家机构外观的共同体议会（Common Assembly），更像是一个咨询和监督的机构。
关于里斯本判决，高仰光于2011年发表过全面的法律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里斯本判决在现实中引起了其他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效仿，后者纷纷在判决中阐明本国宪法秩序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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